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概念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早在10多年前，香港科技大学创校校长吴家玮教授已提出这个概念。他认为，湾区应具备超级大港、所在区域的创新高地、金融功能发达和交通枢纽等几大要素。而粤港澳恰恰具备这样的基础和条件。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预估中国的人均GDP在2042年才达到美国2012年的人均水平。

美国50%-80%的GDP增长正是由创新科技产生，硅谷是美国，也是世界上高科技产业发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区，它以300万人口，创造了2580亿美金GDP。

而综合深港地区的独特优势，如果深圳能和香港携手发展高科技产业，取长补短，下一个世界水平的“硅谷”很有可能在此出现。

深圳的高科技产值GDP贡献值全国第一，但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不足。与之相比，香港在高等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绩，但因没有利用好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优势，其科研与人才优势没能转化成经济优势。

香港通过创办香港科技大学，利用鲶鱼效应来促进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1992年，李泽湘教授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办了自动化技术中心，之后创办固高科技公司。通过固高，他对产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有了深刻体会，并因此开创了两门产学研结合的课程。

学生们通过从理论学习到动手做出机器人去参加比赛的过程，熟悉了机械系统，电子系统，软件系统的设计，了解了深圳产业链资源，更学会了团队合作和沟通技巧。从课堂走出来的学生们，创办了如大疆创新、李群自动化、云州智能、逸动科技和奇诺动力等优秀的科技公司。

李泽湘教授在2013年，根据其过去十多年在港深莞地区的产学研实践，以及该地区产业升级与转型过程中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情况，撰写了这篇总结深港粤地区科创情况，描绘未来蓝图和努力方向的文章。

4年过去了，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粤港机器人学院、香港X科技创业平台、港科大机器人研究所等项目陆续启动且进展顺利。相信下一个“世界硅谷”也将在香港、深圳及周边的东莞松山湖等地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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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低估发展潜力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80年，中国的GDP只有1.8千亿美元，美国为2.8万亿美元，是我们的15倍；而中国人均GDP只有300美元，美国1.2万美元，是我们的40倍。

到2012年，中国GDP增长到8.2万亿美元，美国15.7万亿美元，差距已缩小到2倍，而中国人均GDP为6000美元，美国人均4.8万美元，差距也缩小到8倍。

不少经济学家在比较了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的经济发展历程以后，预测中国至少还有20到30年的高速增长期。

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2年，中国的GDP总值会超过美国；2032年将是美国的2倍；2042年将是美国的4倍。即使这样，中国的人均GDP在2042年也才达到美国2012年的人均水平。

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及地区的经验分析可知，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创新科技。据统计，美国50%-80%的GDP增长由创新科技产生。

在人口、环境、土地、能源都已饱和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也在创新科技上。

只要我们能把握好创新科技的产业化过程，深度挖掘和整合深港、粤港以及中国乃至全球产业环境的优势资源，我们肯定能够克服，并摆脱过去30年粗犷型的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高速增长。

30年后中国的GDP有望达到目前的8倍，而本地区也将发展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中心。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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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校为核心的创新生态

硅谷是美国，也是世界上高科技产业发展最成功、最突出的地区，在4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大量的世界知名企业。它以300万人口，创造了2580亿美金GDP，人均8.6万美金，高出美国平均水平60%。

很多人都在研究硅谷，试图在本国或本地区复制硅谷的成功。

简而言之，硅谷的成功在于它建立了科技创新产业所需要的生态体系：

1）历史沉淀：包括大批的先行者、军事需求、军民互动、创新先锋及叛逆文化（或“零权威”文化）；

2）催化剂：包含著名大学、集群效应、风险投资和冒险家；

3）文化和生活方式：包括创业激情、不畏失败的精神、鼓励创新、密集的社会网络等等。

我们从几组数据看硅谷是如何营造创新产业生态体系的：它每年所产生的科技专利占加州的49%，美国的12%；它聚集了美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风险投资，它对中小企业的资助远超过美国其它科技产业发达城市，如波士顿等。

硅谷周边有世界名校斯坦福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MIT、哈佛和CMU等高校的许多学生也把硅谷作为创业首选地区。

硅谷的企业集群效应更是明显，一家做终端消费电子产品的公司，如运动相机到智能手机，能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找到设计、软件服务及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

硅谷聚集了一批兼具雄心和梦想的创业者，他们高瞻远瞩，渴望成功，渴望证明自我，超越自我；他们激情而专注，拒绝陈旧，拒绝平庸；他们并不是社会经验丰富或世故老道的长者，相反是一群超凡脱俗、热血沸腾的青年人。

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21岁创立苹果，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19岁创立Facebook，谷歌初创时，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年仅25岁，还有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相似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而这些青年的出现与聚集，皆非偶然。

硅谷的文化氛围吸引、熏陶了他们，他们的成功又营造了更浓厚的创新氛围，这便是硅谷逐渐形成的创新人才与文化氛围因果互承的良性循环。

硅谷不但鼓励创新，也宽容失败，大家充分理解成功的基础是在不断摸索过程中打下的，中间的失败必不可少，风险基金最喜欢的是有创业失败经历的创业者。

在苹果公司，一个人今天是副总，而明天可能成了普通工程师。大家对此习以为常，不会因为你是高管就高人一等。

有人说，硅谷能有今天，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等环境，有美国这个巨大的本土市场，这不全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建立了和硅谷类似的生态体系，都能孵化出成功的高科技产业园区，例如以色列。

以色列人口800万，面积2万平方公里，周边环境恶劣，自然条件更差，本土市场也不大，但是以色列非常着重创新科技生态体系的建设。以色列创办了好几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如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Tel Aviv University、Technion-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和University of Haifa等。

除此之外，以色列利用犹太人广泛的人才网络和经济资源，建立了庞大的风投资金体系。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又从俄罗斯吸引了100万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科技人才。

以色列政府鼓励创新，不惧失败，提供了宽松的创业环境。在这批科技人才带动下，以色列经济一日千里。

2012年数据显示，只有800万人口的以色列GDP高达2400亿美金，人均GDP3.1万美金。弹丸之地的以色列依靠在科技方面的突出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强大、最现代化、经济发展最佳的发达国家，被称为“世界创新工厂”。

英特尔、IBM、微软、惠普、雅虎、谷歌等全球顶尖企业在以色列都有研发中心，在纳斯达克挂牌的以色列上市公司有120多家，仅次于美国，超过欧盟的总和，这些企业的CEO一半以上都出自以色列工学院。该学校周边的Haifa市拥有4000多家高科技公司。

除此之外，美国匹兹堡市的卡内基梅隆大学（CMU）也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成功案例。

匹兹堡以前是一个钢铁城市，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由于钢铁制造业转移到日本、韩国和中国，再加上西屋电器的核电事故，匹兹堡市的经济非常不景气。

尽管CMU在机器人和计算机研究领域久负盛名，有很多原创，但是之前该校的学生和老师大多离开匹兹堡到硅谷或波士顿创业，对当地经济的推动作用不大。

在本世纪初，CMU校方反省了政策方面的不足，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激励老师和学生就地成果转化或者转移应用，甚至容许老师在企业里担任行政职务。

学校规定师生使用学校里发明的知识产权去创业，学校可以占有股份但不能超过5%，200万美金封顶，该校流传一句名言叫做“5%,go in peace!”（5%，踏实走吧）。

在新政策刺激下，有10%以上的学生参与创业活动，同时，学校周边还建立了孵化中心和加速器，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公司来建立研发中心，如微软和迪斯尼等。

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之下，该校的创业氛围有了极大改变，每年创办的公司从以前的四个增加到目前的几十个，学校周边的高科技就业人口也达到了六千多，整个匹兹堡地区成为美国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