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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企的互联网沙漠

上海拥有中国一线城市中最庞大的经济体量，但上海的互联网产业却始终被人深圳、北京甚至杭州甩开很远。多年以来上海互联网产业增长乏力始终为人关注，相比之下几乎从未有人讨论国企为什么不能在互联网行业获得成功。

事实上国有资产规模和GDP远远大于上海。虽然未掌握准确的比较数字，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开披露的统计结果，2015年上海市国民生产总值(GDP)为2.51万亿元，全国GDP则高达67.67万亿元，计算下来占比为2.15%；南方周末《谁拉低了GDP增长率》一文援引财政部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45.47万亿（454704.1亿），在全国GDP中占比高达67.17%。

根据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6年向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报告，截至2015年底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达119.2万亿元。肖亚庆并表示国有资本布局正不断优化，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和领域集中，在军工、电信、民航、能源等重要领域占比达到90%以上。

互联网正在从底层改造与融合几乎所有传统行业。当互联网在经济生态中扮演越来越重要地位时，在众多传统领域占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国有资产却颗粒无收。

上海毕竟产生过一度成为中国最大互联网企业的盛大，也拥有携程、陆金所、沪江等一批互联网细分领域的龙头，而成功的互联网国企则几乎是空白。如果说上海是互联网洼地，那么大概只好说国企是互联网沙漠吧。

二、 国企的先天优势

和很多人的直觉相反，国有企业和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相比，其实具有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强大先天优势。作为共和国长子，国有企业在资本、政策、人才等核心竞争因素上的优势是社会资本无法比拟。

1.资本优势

资本优势就不用多解释，不但国有资本的既有体量庞大，而且每次扩大内需的万亿级投资大多投入国企。即使在贷款甚至上市等融资渠道上，国企依然享有比民企优越的多项扶持。

2.资质优势

互联网是有准入门槛的行业，在细分领域的资质要求更严格，很像公园大门口收了10元的票，里面却等着很多几十、上百元的小景点门票。从ICP备案、ICP许可、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网络文化经营许可、互联网出版许可、第三方支付到网络视听许可，申请难度不断拔高。部分资质还要求申请人必须有国资控股，从政策上关闭了民企独立准入的通道。而这些资质门槛对国资来说却是量身定做，毫不为难。

3.人才优势

在国企尤其是央企，人才是高度密集的。不要低估一份稳定工作对人才的吸引力。直到上世纪90年代铁路、电力、银行等垄断企业办的中专，对外招生的考试分数线可以超过省重点中学几十分。在中字头国企和具有产业优势的上汽等地方国企，名校博士多到随手抓。即使不论学历论能力国企依然精英汇集，这是民企与外企都不免艳羡的。

4.先发优势

先发优势在互联网行业是很重要的，尤其在移动互联网的很多应用领域提前6个月抢占市场很容易对后进者取得压倒优势。各国国有资本在邮递业都有深厚根基，然而从中国的顺丰到美国的联邦快递，统治全球快递江湖的没有一家是国企。人民网早在1997年1月1日上线，甚至领先身为门户先驱的网易、新浪和搜狐。

国有资本的优势难以列尽，也在大多数领域比社会资本早一步抢入互联网，结果依然是一手好牌打成败局。即使中移动这样堪称优秀的超大型国企，在基础电信的SP业务甚至移动梦网、动感地带、飞信等综合CP业务上也一度占尽优势，仍然只能承受被QQ和微信OTT的命运。

三、体制小败局

资本结构并不必然决定企业制度，任何资本结构的企业都建立于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国有企业在体制完善过程中至少还有以下一系列紧迫问题需要解决。

1.保值还是增值

所有主管部门都要求国企完成国有资产的增值保值。这个看似正确的目标其实有自身的逻辑问题。

严格来讲保值和增值不是同义反复也没有必然关联，在特定情况下保值和增值这两个价值取向是冲突的，只能保证一个优先。银行和保险业以保值为优先价值，所以法定需要向央行提供存款准备金和保险准备金，为安全放弃部分效益；相反风险投资机构以增值为首要目标，不会为资产安全做即使是存款这样高安全低回报投资。

2.战略定位

国企改革已经进行了这么多年，企业是由党委还是董事会领导依然是没有解决的争议。

国资委党委书记张毅在2016年3月的央企党建工作调研座谈会要求“必须建立完善制度，确保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企业章程”。据报道一汽轿车和一汽夏利章程总则第一条部分增加了“充分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并规定公司党委对董事会、经管会拟决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汽集团的章程规定可能还需要进一步修改，因为按国资委党委在2016年11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的要求，“国企重大决策须经党委讨论后再由董事会决定”。即国资委党委要求国企重大决策不仅必须经党委讨论，而且在党委决定后才能提交董事会。按以上要求国企党委的实际地位将超过董事会，成为取代董事会的权力机构。

党委希望加强自身对国企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是自然，但即使抛开现代企业制度，把党委架构在董事会之上也会使企业战略定位发生重大问题。专注是战略制定的基本原则，一个主体同时设定多项战略目标或者同时拥有多项战略决策机构都违背了战略定位的基本规则。中途岛战役是二战最重要的一场海战，彼时所有实力指标都占优势的日本海军被在美国太平洋舰队重创，从此开启了美日战略地位的逆转。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最大的失败就是设定夺取中途岛、诱歼太平洋舰队的多重战略目标，不但导致作战规划过份复杂，并使指挥官在战局最紧要时刻无法在战略目标之间取舍而犯下致命错误。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盈利就是在根本上加强国家对企业的控制和回报。政治使命和经济目标对国企来说是冲突的目标，要求国企在同一时间完成两项不同的战略目标只能使国企不断重蹈中途岛战役的教训。

3.产权与决策

法人独立是现代企业最基本的标志，这也符合科斯定律对产权清晰的要求。国企受投资主体干预不能正常的独立运营已经有过很多案例，产生很多教训。东北特钢因亏损严重和债务违约在2016年进入清偿程序。东北特钢的运营实际是盈利的，产生亏损的主要原因是巨额资金被占用，仅辽宁国资经营公司就长期占用11.6亿元。

如果产权和决策权也无法清晰厘定，国企在比传统行业竞争更加激烈和复杂的互联网就更加难以生存。

4.组织机构

除了党委与董事会，国企的纪委和现代公司内控体系也存在重合。纪委部门和内控部门的功能重合使得内控这样需要高度权威和垂直化管理的职能走形，不论纪委只监管党员还是接管全部内控职能都不符合现代企业内控体系的要求。2016年甚至还有一家著名中字号上市公司纪委领导要求公司重大事项都事先通过纪委，这就使纪委在整个公司管理体系中的位置更加充满变数。

四、互联网的基因

体制问题是所有国企都会遇到的普遍问题，互联网的基因则是国企无法跨越壁垒的特别屏障。互联网是充满变数、创新者生存的鲶鱼，国企则是坐拥资源、求稳不求变的沙丁鱼。互联网和国企这两个不同的物种在对待创新及风险的态度上有根本区别，这种性格或基因上的迥异进一步决定了互联网没有留给国企机会。

1.资本流动性

互联网高度依赖创新，而创新必然伴随巨大风险。面对经常是白手起家的创业和高度风险，风投成为互联网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手。互联网需要进退灵活、不惧风险的投资，投资需要险中求胜、以小博大的机会。国有资产则在保值和增值两个目标中求全责备而无法取舍，在程序和权限追求稳妥与安全，注定无法赶上互联网的节奏。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等法律法规，国有资产转让需要严格遵守包括内部审议、出资人审批、清产核资与审计、资产评估、信息披露与受让方征集在内的流程。在诸如国有产权协议转让或企业国有股权转让致使国家不再拥有控股地位等情况，还需要专门向本级人民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会签财政部门申请批准。

冗长程序和多头管理的分散权限不仅使国有资产进出互联网都变成像瓷器店里的大象般腾挪困难，而且使互联网企业不敢轻易接受国有资产的投资。因为一旦接受国有资产的投资甚至控股，后继的资本运作就将在多个方面受到制约，而资本运作对互联网企业来说至关重要。

2. 管理体系

在企业外部关系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要求，但这一点在国企体制下很难实现。2016年格力董明珠也在和国资委的博弈中被换下，格力甚至是健力宝的案例在国企中屡屡发生。

在企业内部关系上，国企管理权划分多模仿或带有行政色彩，一把手以下各部门利益板块化，每个部门都从自己角度出发提出要求，很难形成战略合力。这使得国企在权限和流程上无法适应互联网产品要求的集中资源和敏捷开发，使得微信式内部创新的经典案例成为不可能。

借用辩手李慕阳所举的一个例子，“（中移动）王晓初老总和韦乐平院士的眼光不可谓不前瞻……创新部做的很多产品也不可谓不超前，增值业务、lbs、手机支付、智能交通、智慧城市……但转型转了很多年，愣是没办法对其中一个点形成合力。公司内部沟壑断层太多，到了省公司一层，一些人嘴上说的是转型是创新，干的依然是拼命卖宽带手机冲短期销量kpi的旧事，创新产品往往只是象征领导政绩的讲政治工具。结果，很多我们早早预测到的趋势，最后依然眼睁睁地让互联网公司把钱挣去了。”

3. 风险承担

正因为创新创业与竞争都有风险巨大，互联网格外需要具有冒险勇气的企业家精神，而这将带来以下问题。

1)冒险精神和国企求稳风格有明显冲突。互联网充满冒险的荷尔蒙，勇于主动试错和善于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摸索出确定性方向的企业才可能创造蓝海。国企的评估和利益分配体制决定了对没有过硬上层通路的管理层来说成功自己收益不大，失败则可能前功尽弃，于是萧规曹随般的平庸和对上级指示的坚决贯彻成为理性人的最佳选择。

2)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需要权利和责任的捆绑，没有作可预期的收益就没有作为对价的付出。由于在国企实行高度市场化的薪资体系和期权制度是几乎不可能的，这不仅造成国企经理人在风险面前本能的退缩，而且比民企更容易陷入腐败。

王云辉老师在《电信反腐六年未绝》一文中提及案例和分析：“……通信业的早期发展都是极为粗放的野蛮生长，薪酬股权的激励也没有跟上市场的爆发。比如于2010年出逃加拿大的原中移动无线音乐基地总经理李向东，一个处级干部就掌控整个音乐行业的命脉，每年经手的流水逾百亿人民币规模，最终在诸多诱惑中走上贪腐之路。企业和政府如果不能做到完全脱钩，在企业实际报酬或期望值远高于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时如何可能制约呢。”

3)鲜明的个性往往是源源不断的创造力的基础。员工的个性和创造力通常成正比，在高度依赖创新的互联网行业，充分激发员工个性尤其重要。

的确可以说在互联网行业不同细分领域对创造力和执行力的依赖度可能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普遍而言互联网行业对创造性的要求远高于绝大部分传统行业。国企难以改变的行政体制传统使服从成为国企的基本语言，领导意志取代员工个性通行于从产品到销售的每个环节。当员工个性的突兀被领导意志抹成平面，企业自然无法锤炼出有个性有创造力的产品，也就无法和没有拘束、昂扬善战的互联网企业争锋。

五、可能的策略

国企基因和互联网基因有太大的不同，没有一针见效的办法解决国有资本在互联网产业成功的问题。但有以下两点方法是值得思考的。

1.以静治动

互联网非常重要，但还没有在十几年内就淘汰所有传统产业的可能。事实上除了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互联网两极，欧洲和日本的互联网产业都乏善可陈。

欧洲和日本都没有资格充当互联网第三极，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发展依然亮点众多。国有资本既然难以闯入互联网产业，不如潜心锻造在很多传统产业中已经具有的优势。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是必然趋势，掌握趋势的另一端也有可能在融合中取得主动。

2.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是否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将成为所有企业基业长青的最终因素。早在1999年的第十五届党代会就通过了著名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坚定不移的把国企改革推进到底，其实是决定国企是否可能在互联网占有一席之地的首要前提。